來源：中國環境報
【導讀】經濟增長、政治清明、社會公正、文化繁榮……這些都是衡量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但缺了生態良好這一項，小康社會將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小康社會”這一概念的內涵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豐富。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的第一個宏偉目標。
經濟增長、政治清明、社會公正、文化繁榮……這些都是衡量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但缺了生態良好這一項，小康社會將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小康社會”這一概念的內涵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豐富。曾經，我們物資雖不豐富，但可以暢快地呼吸，放心地吃喝;如今，天藍、地綠、水凈竟成為我們奮力追求的目標。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也指出，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的瓶頸。
事實上，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經濟增長也曾伴隨著環境污染，甚至出現過幾起著名的公害事件，對于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資源環境瓶頸，他們是如何破解的?前車之覆，后者之鑒，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能否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彎路?本期精選六個國際典型案例，對其經驗做法進行分析對比梳理，以饗讀者。
英國
煤炭消耗總量巨大問題
大力調整能源結構對策
1952年冬天，倫敦暴發“毒霧事件”，直接造成4000人死亡，隨后幾個月，又有8000人因霧霾死亡，成為20世紀全球最嚴重的環境公害事件之一。當時倫敦霧霾嚴重到火車停運、汽車停駛、城市停擺的地步。
英國國會適時地在1956年通過了《清潔空氣法案》。法案制定了一系列減少空氣污染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城市村鎮設立煙霧控制區。在煙霧控制區域內，只能使用無煙燃料。此后，英國家庭取暖逐漸向采用更加清潔的無煙煤、電力和煤氣轉變，這極大地減少了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污染。煤炭消費總量的逐步減少和能源結構的轉型，對推動英國成功治理污染起了主要作用。
英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煤炭作為主要能源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19世紀中葉，英國煤炭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2/3。但是煤炭的使用也帶來了嚴重的空氣污染。
1956年《清潔空氣法案》頒布執行之后，英國煤炭的總消費量開始緩慢下降。至1990年，英國國內的煤炭總消費量已經比1956年減少了50%。其中煤炭在交通運輸、居民采暖等領域的消費量基本降到了零。到2000年，英國煤炭消費量又比10年前降低了一半。
英國能源結構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一次急遽向天然氣的轉變。由于英國電力工業開始私有化、英國北海天然氣田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天然氣發電機技術取得突破等原因，在短短10年時間里，天然氣發電從微不足道發展到占據英國發電量的30%。英國能源結構的另一大變化是可再生能源大幅提高。2009年7月，英國制定了《低碳轉型計劃》，提出到2020年將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34%的具體目標，屆時30%的電力由可再生能源生產，40%由低碳燃料生產。
2012年，英國政府又制定了新的《能源法案》。新法案中規定，政府支持包括可再生能源、新的核能、燃氣及碳捕捉和封存技術在內的多元化能源架構建設，以防止經濟發展受困于能源短缺瓶頸。新法案對英國能源結構的調整也有助于英國減少對天然氣的依賴。
此外，英國政府計劃頒布新的財政刺激政策，以鼓勵家庭和企業淘汰老舊設備，改用新的節能設備。英國政府預計，此次能源結構調整在10年內將耗費1100億英鎊。到2030年，國內電力需求可減少10%，節省近40億英鎊能源開支。
美國
車多油差霧霾肆虐問題
依靠科技對癥下藥對策
1943年著名的“洛杉磯霧霾”事件發生之后，雖然當地政府很快關閉了市內一家排放丁二烯的工廠，又宣布全市30萬焚燒爐是罪魁禍首，并采取控制措施，但空氣質量并沒有好轉。
1952年，加州理工學院科學家阿里·哈根斯米特指出，霧霾形成原因實際上是汽車尾氣。汽車尾氣中的碳氫化合物和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氣中，在陽光紫外線照射下發生光化學反應，產生含劇毒的光化學煙霧。這與美國東部污染主要來自燃煤和重油產生的二氧化硫有明顯不同。這一結論成為大氣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
然而，哈根斯米特的研究結果公布后，政府并沒有采取太多有效減少汽車尾氣的行動。
1955年9月13日是洛杉磯史上霧霾最嚴重的一天，當時因呼吸系統衰竭而死的65歲以上老人達400多人。這次嚴重的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發生后，加州成立的專家委員會提出放緩重污染行業增長、逐步淘汰使用柴油車等建議。此后幾年，洛杉磯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空氣污染，如控制煉油廠和加油操作過程中的油氣揮發，減少碳氫化合物排放，設立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柴油貨車及公共汽車采用丙烷代替柴油，減緩重污染企業的發展，發展快速公交系統等。
上世紀60年代末催化轉換器的發明，從技術上解決了汽油燃燒不完全的問題。加州政府要求所有汽車配備這種催化轉換器。然而，在面對全國性的汽車巨頭時，洛杉磯的監管者常常有心無力。加州政府對汽車裝備標準的規定遭到了福特汽車公司等汽車制造商的抵制。他們一開始抨擊這種裝置在技術上不可能實現，而后又抱怨成本太高。抗議導致政府法令一度中止，一直到1975年洛杉磯才實現所有銷售汽車安裝凈化器。此舉被認為是治理洛杉磯霧霾的關鍵。
與此同時，政府督促石油公司必須在成品油中減少烯烴的含量，這種物質被認為是造成光化學污染的主要物質。加州的環保機構還開發和提倡用甲醇和天然氣代替汽油的新技術，因為這些燃料的尾氣排放量只有汽油的一半。盡管甲醇因為價格原因沒有成為汽油的替代品，但這些措施第一次讓石油公司感受到了威脅，促使他們去開發更加清潔的汽油。此外，政府還推動加油站油氣回收、機動車強制排放檢測等。80年代，政府要求石化企業提供清潔汽油，并在90年代提出了有關清潔車輛和燃料的目標。
巴西
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問題
環保內容寫入憲法對策
巴西的《環境基本法》形成于1972年，對各種污染的防治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做出了細致而嚴格的規定。盡管如此，巴西的環境治理并未得到足夠重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巴西奇跡”中，巴西付出了自然環境遭受重創的代價。
為汲取深刻教訓，巴西于1988年在新憲法中專門增加環境一章，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環保內容完整寫入憲法的國家。憲法不但提出了一系列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法規，而且確定了政府和公民保護環境的權利和義務，此舉將環境治理上升到國家最高法的層面。
此后，一系列涉及環保的新法律、新法規陸續頒布，這些法律和法規使巴西的環境保護立法體系進一步得到充實，內涵更加豐富，其立法細致程度和體系完善程度堪與發達國家媲美。經過數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巴西終于建成了以憲法為核心、專項法律法規為支撐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為落實各項法律和規章制度，巴西注重環保執行機制的構建，不但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環境政策制定與規劃機構，如中央政府的環保部、大城市的環保局等環境管理機構，而且建立了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組成的全國環境機構的聯動體系，負責環境執行的協調工作，形成環境管理與執行的“三位一體”架構。
巴西環境執行機構的完善和獨特之處還表現在：一是為了監督、評估環保項目的實施和完成情況，巴西環境部專門設立“執行秘書長”一職，協助環境部長監控、協調、評估各秘書處的工作，并監督、協調和完善部門年度工作計劃和預算，以促進環境部內部職能調整和公共政策實施。二是在環境管理和執法上，巴西組建環境執法隊，統一著裝，行使環境監督管理的職能，并將遙感衛星等高新技術應用于環境監督管理。三是根據巴西憲法規定，巴西聯邦機構可介入環境執法行動，形成獨特的環境檢察司法，有力地增強了環境執法力度。四是巴西每家大中型企業中均有環保官員常駐，企業一旦被發現有破壞環境的行為，常駐官員則對企業的發展實施一票否決權。
巴西的環境立法高度和執法力度值得借鑒。盡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并加以立法，但是，像巴西那樣將環境立法提升到憲法高度，實屬罕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但巴西將破壞環境罪與種族歧視罪相提并論，加以嚴厲懲罰，有效地震懾了犯罪，收到良好的效果。
德國
問題產業結構太重太黑
對策依托優勢轉型升級
德國魯爾區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區之一，是德國能源、鋼鐵和重型機械制造基地。二戰后，在新一輪產業革命浪潮的沖擊下，魯爾工業區爆發了歷時10年之久的煤業危機和鋼鐵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后，通過清理改造和產業結構調整，魯爾工業區從以煤炭和鋼鐵工業為中心的資源型生產基地，轉變為以煤炭和鋼鐵生產為基礎，以電子計算機和信息產業技術為龍頭，多種行業協調發展的新型經濟區。
魯爾區改造的一大重點在于調整產業結構。魯爾區、州、聯邦政府以及歐盟委員會采取了一些關鍵的振興措施，包括政府協調聯邦、州和市三級政府共同參與對老工業基地的改造;改造傳統產業，初步完善基礎設施;吸引資金和技術，大力扶持新興產業;因地制宜實現產業結構的多樣化等。
1968年，北威州政府制定了第一個產業結構調整方案《魯爾發展綱要》，對礦區進行重點清理整頓，將采煤集中到贏利多和機械化水平高的大礦井，其調整企業產品結構、提高產品技術含量等措施類似于我國的“關、停、并、轉”。
1979年，聯邦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及工業協會、工會等有關方面聯合制定了《魯爾行動計劃》。在繼續加大前一階段改善基礎設施和進行礦冶工業現代化改造的同時，有意識地通過提供經濟和技術方面的資助，逐步在當地發展新興產業，以掌握結構調整的主導權。
此外，結合區內不同的區域優勢，魯爾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優勢行業，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多樣化。如，多特蒙德依托眾多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大力發展軟件業;杜伊斯堡發揮其港口優勢，成為貿易中心，并建立了船運博物館;埃森市則憑借其廣闊的森林和湖泊，成為當地的休閑和服務業中心。
魯爾區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還十分重視扶持那些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不斷加大對中小企業科研和開發的支持力度。政府制定了鼓勵向中小科技企業進行風險投資的計劃以及聯合研究和創新網絡計劃，促進和加強中小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合作。中小企業憑借自身較強的應變能力，在發展壯大的同時，也為安置魯爾區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失業人員做出了巨大貢獻。
墨西哥
問題尾氣排放污染空氣
對策根據車況實施限行
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墨西哥城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加上三面環山的地理位置不利于污染物擴散，一度成為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城市之一，甚至有人以“鳥兒飛著飛著就從空中墜亡了”來形容其嚴重程度。1992年，墨西哥城被聯合國宣布為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嚴峻的形勢迫使墨西哥城市政府不得不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下大力氣。
車輛尾氣排放是造成墨西哥城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為了改善空氣質量，墨西哥城市政府在控制車輛尾氣排放方面花了不少工夫，包括更換尾氣排放嚴重的老舊車輛，使用無鉛汽油和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實施車輛限行措施，征收高額汽油稅，搬遷煉油廠和其他工廠等。
和其他一些國際大城市一樣，車輛限行也是墨西哥城治理大氣污染和交通擁堵的重要舉措之一。從1989年開始，墨西哥城市政府推行“今天不開車”政策，每輛車車身上都貼有紅、黃等5種顏色之一的標簽，每種顏色各對應一個工作日，即那一天不許上路行駛。
這一政策剛推出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交通擁堵，但很快出現了適得其反的苗頭。因為大多數家庭為了繞開政策，購買了不止一輛私家車。2000年，政府對這一政策做出調整，規定所有車輛每半年都要接受尾氣排放檢查，車齡超過10年的老車就配以彩色車牌，每周有一天不能上路，車齡超過15年的車輛每周必須停駛兩天。
此外，還根據車輛的排放狀況發放不同的環保標志，即：按照車輛執行排放標準的嚴寬程度分別發放“00”、“0”、“1”和“2”號標志。“00”和“0”號標志車輛行駛不受限制;凡貼有“1”和“2”號標志的車輛，平時每周有一天全天全城停駛。在大氣污染緊急狀態(一氧化碳超標)時，第一階段(即頭3天)先對“2”號標志車輛實行單雙號行駛限制，第二階段(即3天以后)“2”號標志車全部停駛，“1”號標志車每天5∶00~22∶00限行。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墨西哥城的空氣質量得到很大改善。據統計，從1990年至今，墨西哥城空氣中的鉛含量下降了90%;引發哮喘、肺氣腫甚至癌癥的懸浮顆粒減少了70%;一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已經大幅下降;臭氧水平從1992年至今下降了75%。
2013年，墨西哥城有超過220天空氣質量為“優”或“良”。這個曾經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被聯合國譽為治理典范。
日本
問題環境污染損害健康
對策公害訴訟推動治理
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進入與中國目前類似的經濟快速增長期，GDP年平均增速高達10%左右，但隨之出現了多起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人群健康損害事件。從1960年代中后期開始，要求損害賠償和禁止排污的一系列“公害訴訟”正式拉開帷幕，最著名的是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痛痛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和新潟縣“水俁病訴訟”這“四大公害訴訟”。
1970年代初期，這些訴訟的原告方紛紛勝訴，這在公害防治史上具有指向性的劃時代意義。這些公害訴訟讓日本確立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法律原則，如“預測污染物對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企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履行的義務，忽視這些義務等同于過失”、“只要污染危害超限的既成事實成立，即使無過失，也應承擔賠償責任”等。此外，通過這些公害訴訟，日本建立起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救濟、補償制度。
日本的公害治理和公害病賠償，從一開始就在多方博弈，包括受害者在內的民間團體、律師團體、專家學者、公眾和政府、企業之間的互動，推動了立法，也推動了相關科研，尤其是民間團體，各有分工，當政府尚未作為時，在調解工作和對公害病患者的救助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痛痛病”為例。早自1960年，由于神通川礦山排污影響農業生產，附近的人們就組成了居民聯合協會，集體和礦山協商經濟賠償事務，之后“痛痛病”受害者團體成立，當時針對礦山污染的公民活動組織有好幾個，與企業積極交涉談判。
在20世紀60年代國家尚未立法之時，民間團體就與企業達成了一個由受害者監督企業的公害防止協定。按照這個協定，每年由受害者和專家組成的調查團都可以對三井金屬公司的生產狀況進行一次檢查，并且，被害者團體只要有懷疑，隨時可以委托專家對三井金屬公司的生產狀況進行調查，所有費用由三井金屬公司負擔。截至2010年，已參與檢查的居民總數達近7000人。
其后，對為數眾多的未被國家認定的“痛痛病患者，民間團體與三井金屬公司于2013年達成協議，三井金屬公司向符合標準的居民提供賠償，而認定賠償對象的工作由三井金屬公司和被害者協會共同選出的委員會承擔。在達成這個協議的漫長的談判過程中，企業和政府方面的救濟一直在進行中，民間團體主導了這種一邊救濟、一邊談判的模式，這是這些為數眾多的公害病疑似患者沒有釀成大規模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上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