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藍色經濟廣義上其實就是循環經濟，它與未來環保產業的發展趨勢關聯度極高。以水技術變革為中心，調整經濟運行模式并提升社會普遍接納程度乃未來水技術向藍色經濟轉型發展的主要內容。藍色經濟下的水技術變革既不是對現有工藝的否定，也不提倡盲目求新，而是“強迫”人類不斷向大自然取經，讓人類自身發展再次與自然、生態融為一體。對此，需要重新審視原生態文明下的樸素“技巧”與現代文明中的高技術。順應自然、敬畏生態是發展藍色經濟的全部內涵。為此，我們應以遵循自然水文循環為前提，在水量上忌“巧取豪奪”、水質上要“完璧歸趙”。藍色經濟的實現其實技術并非關鍵，關鍵是人們的意識和觀念，特別是官智的作用。只要官智打開，便可制定出符合生態原則的政策/法規和經濟獎懲措施，才能調動水行業、乃至整個社會對發展藍色經濟的積極性和接納程度。
郝曉地（1960-），男，山西柳林人，教授，從事市政與環境工程專業教學與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污水生物脫氮除磷技術、污水處理數學模擬技術、可持續環境生物技術。 現為國際水協期刊《Water Research》區域主編（Editor）。E-mail:haoxiaodi@bucea.edu.cn
萬物生長皆離不開自然界中的水、營養物、能源這三種基本要素。其中，營養物與能源之間的相互串聯保證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與持續性，而水作為一種最重要的溶劑與基質無疑在這一串聯的循環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在生態系統中，一個過程產生的副產品總是會被輸入到另外一個過程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生態系統中應該是沒有廢棄物產生的。藍色經濟的概念便由此而出。藍色經濟，從生態設計角度出發，在生態系統中尋找改變高度浪費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之靈感，像大自然一樣將營養物和能源串聯利用，以保持人類發展的可持續性。其實，藍色經濟在廣義上指的就是循環經濟，它撇棄對廢物的傳統認識，提出一種模擬自然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提高人類對自身需求所做出的反應。與傳統經濟模式和綠色經濟相比，藍色經濟具有4個顯著特點：創造就業機會、創造經濟價值、模擬生態系統與零排放。顯然，藍色經濟與環境產業未來趨勢有著非常高的契合度。
地球上的自然水文循環首先是萬物生長皆離不開的最基本要素（基質）；其次，水又充當著生物所需養分與能量的溶劑和傳輸介質。然而，因人口增長、財富積累、氣候變化、以及社會對清潔產品的迫切需求與資源有效利用等等，地球目前正面臨著日益加劇的水資源危機大挑戰。一方面，滿足增長需求并避免全球災難性水危機需要水技術變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水技術行事方式的某些變革。這些推動/供給與拉動/需求因素理論上應齊頭并進，但是，現實中缺乏的卻是體制—經濟協調與管理架構。此外，盡管在諸如循環經濟等一些概念上增加了一些政策與政治方面的興趣，但是，基于面向“藍色經濟”的成本效益與有效經濟政策手段之顯見轉變策略似乎還未真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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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藍色經濟
長期以來，水行業偏公益性，鮮與經濟發展掛鉤。然而，現今地球水資源問題不斷加劇，并逐漸演變為遏制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加之，人類一味強調經濟發展，導致資源與能源過度消耗，使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急需向藍色經濟方向轉變。在此背景下，水行業與藍色經濟需要緊密聯系起來，如圖1所示。水行業與藍色經濟之間存在多元素、跨學科，互相關聯的內在關系，涉及技術、經濟、社會以及管理等多方面內容，特別是城市、農村水系統基礎設施與技術理念轉變和技術變革是向著藍色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所在。
圖1 水行業與藍色經濟相關關系
宏觀上，藍色經濟下的水技術變革應基于好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保障等軟性環境。微觀上，水技術的研發應回顧人類文明中所創造出的原生態文明習慣，并以現存技術手段盡可能恢復和保護人類幾千年來所締造的、具有樸素可持續性的原生態文明。這就構成了如圖1所示的藍色經濟框架下的水技術變革方式，即，以水技術變革為中心，調整經濟運行模式并提升社會普遍接納程度（即所謂宏觀上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具體來說，應首先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體制和相關政策法規，鼓勵維系原生態文明技術實踐，轉變“唯經濟論”行政思維；以順應自然為主旋律，從水文循環、農業循環入手，恢復水、營養物、能源的生態流動與循環，建設美麗鄉村及生態城市。其次，應調整現有經濟運行模式，采用監管框架、PPP模式、自愿協議和經濟政策工具（如，定價和全成本回收模式）；引進全生命周期（LCA）分析、環境影響評價和其它決策分析方法，強化環境外部效應與收益的經濟評價（如，水質改善）；通過新的經濟、金融與商業模式大力支持向藍色經濟方向過渡與轉型。最后，需要提升社會公眾對藍色經濟的接納程度，特別是公眾的感知度、環境風險評估以及公眾健康與幸福指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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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術變革策略與方向
2.1
轉變技術理念
藍色經濟下水技術變革并非是一次“廢舊出新”技術革命的開始，而首先是一場回歸生態、順應自然的理念變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我們獲取的幸福指數多半是以犧牲自然生態為代價的。當我們擁有別墅之時，卻發現周圍水沒了、有水時又黑臭了！這與生活水準提高后人們向往以水為鄰、與湖為畔、親水為悅的初衷背道而馳。于是乎，在“低”技術沒有高效解決缺水與水污染的情況下，當政者寄希望以強大的經濟實力驅動“高”技術來解決現實問題。然而，高技術要么是逆自然的、要么是難以駕馭的，最后結果往往事與愿違，以至于出現污水設施普及的同時黑臭水卻開始肆虐之現象。
圖2 可持續技術與原生態文明
其實，污水處理技術發展的最高目標也是一個中心（可持續）、兩個基本點（碳中和、磷回收）。這實際與我們老祖宗幾千年創造的“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殊途同歸，差別只在技術難度與管理水平。因此，對量大、面廣、被土地包圍的農村來說，最大限度恢復和維持“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就是最為樸實的藍色經濟。與其花錢去搞“農村污水處理技術”，不如將同樣的錢支持、鼓勵農民“糞尿返田”。如果說連農民都不用糞尿種田了，生態文明之最基本元素豈不是蕩然無存？！誠然，農村旱廁存在衛生和氣味等一些環境問題，但這些問題相對于污水處理技術來說如湯沃雪，以源分離為基礎的“生態衛生”排水方式可有效解決之；對衛生部門擔心的病原菌傳播問題則可通過“漚肥”等簡單滅菌方式加以解決。
如圖2所示，城市今后普遍追求的可持續污水技術無論在技術內涵與管理水平上都不可能與原生態文明習慣同日而語，非一般專業技術人員所能掌握（如，厭氧氨氧化與好氧顆粒污泥技術），絕非原生態文明來得那么簡單和容易。管理者若能認清這一形勢，我國至少還有一半人口有機會去維持/恢復原生態文明習慣的機會。一方面要教育農民，糞尿返田絕非生活陋習，而是原生態文明習慣；另一方面，政府在經濟上應補貼/鼓勵農民首先使用自家糞尿返田，更要獎勵“他人肥水流進自家田”的作法，最大限度避免以處理方式去除營養物、有機質的逆生態行為。其實，只要在糞尿返田問題上適當給予農民一些“好處”，農民還是愿意繼續實踐的。盡管農家肥肥效不能與化肥相比擬、且作物產量相對偏低，但施用農家肥種出的莊稼卻是目前市場上廣受熱捧的“綠色”食品，價格高過化肥作物的幾倍。
可見，維系農業生產原生態文明習慣才是解決中國農村水污染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正是藍色經濟呼喚的內容。這顯然與現時人們追求的高技術趨勢完全相反，首先需要的是轉變觀念，特別需要的是“官智要開”。本來就存在于民智下的糞尿返田實踐，再加上應該開啟的官智（限制化肥使用、鼓勵農家肥施用），才能真正以“頂層設計”方式鼓勵和引導農民自覺自愿地去維系原生態文明之習慣。
對木已成舟的既有城市來說，集中式污水處理方式肯定仍然成為主流，但也絕非去一味追求所謂高大上的新技術。在藍色經濟框架下，“碳中和”與“磷回收”可以有效解決生物污泥和化學污泥問題，使污水處理過程有望實現零排放。然而，實現污水處理“碳中和”與“磷回收”雙重目標的關鍵并不是技術問題，同樣也需“官智頓開”。只有官智開了，方可能像歐美國家一樣制定鼓勵政策和討論補貼方式。否則，“唯技術論”的結果恐怕是“拿著熊貓當豬養”，出現不接地氣的嚴重問題。
2.2
扼守水文循環規律
“生命之水天上來，條條江河歸大海”，這就是俗稱的自然界水文循環。水文循環是地球形成后經幾十億年的“千錘百煉”才煉成的固有模式，也是前5代非智慧生物均未改變過的自然規律。人類作為地球上偶然興起的第6代物種中唯一的“智慧”生物實際上已成為目前地球上的“獸中之王”，不但對其它物種掌著“生殺大權”，而且還在肆無忌憚索取自然資源、滿足自己“一己私利”的同時，不斷試圖改變人類出現前業已形成的水文循環自然規律，妄想著“人定勝天”。殊不知，自然界并不需要人類，而人類則離不開自然！
誠然，經歷了100多年的工業革命，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代文明”使我們人類生活變得越來舒適、方便。但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壞。遠的不說，近年來我國普遍出現的重霧霾、黑臭水、毒土壤、高噪音等一系列環境問題就是最明顯的征兆。這一切尚都源于自然界對人類的最輕“懲罰”，待問題嚴重時，人類必將自取滅亡。盡管人類從地球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但人類的“智慧”若不加以遏制、收斂，最后恐怕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肯定是“英年早逝”，導致人類存活于地球的時間會遠遠低于前5代生物平均存活地球6200萬年的時長。
可見，人類只追求科學而不尊重自然規律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來說，科學地研究已被人類侵害、干擾的水文循環恢復手段、研發模擬水循環下的水量/水質流動與凈化技術才是水科學技術今后的發展目標，也是藍色經濟框架下的水技術之路。
2.3
順應自然的水技術方向
水量上忌“巧取豪奪”、水質上應“完璧歸趙”是順應自然的未來水技術總體走向。在此方面，現代人類的做法似乎并不比自己的祖先好到哪里；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不應一味地勇往直前，去搞所謂高技術，反而是老祖宗幾千年沉淀下的生產、生活習慣值得深思和回味。
2.3.1水量調節
小規模形式的攔水、筑壩對自然生態并無大礙，但是，大規模攔水、筑壩行為肯定是逆自然、悖生態的，終將會受到大自然的報復。同理，小規模調水方式對水文循環影響無足輕重，而大規模遠距離調水肯定也是悖生態的。洪水肆虐不過是水文循環的自然屬性，是水回娘家（海洋）的一種急迫表現形式。在這個問題上，是筑壩修堤讓水為人讓路，還是避水而居人給水讓路？這其實是一個逆反自然還是順應自然的問題。
近代，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人類“從高到低”居住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擠占了河道或洪水易發區域，這緣于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興建水利防洪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可免除我們遭受洪水之災。然而，密集的城市人工建筑以及被硬化了的地面道路導致徑流系數大增，而人工排水設施又“不舍得”以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標準去興建，以至于逢雨必澇、城市看海的現象頻發。結果，出現大自然開始懲罰人類的現象。
顯然，順應自然的“避水”技術而非“水讓人”的“防洪”技術才是今后水技術的發展方向。若不與水搶道，那就應“人往高處走”；若想與水親近而占據水道，那“避水”技術則勢在必行。人類既然可以修建昂貴的立體交通系統，讓自己的出行變得十分順暢，那也完全可以建得起讓水流動十分通暢的人工立體通道（下水道）。幫助了“水回娘家”也就是幫助了人類自己“免受遭殃”。荷蘭水利工程聞名于世，當年圍海造田、填河占地的事例屢見不鮮。但如今，這些水利工程大都顯示出其在自然生態上帶來的負面效應。于是，筑“生態壩”、“還地于河”的行動已在荷蘭悄然啟幕。
在水量調節方面，我國四川的“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可謂是人類歷史上以原生態方式利用水資源的偉大工程，它的修建變害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協統一，開創了中國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紀元，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寫下了光輝的一章。
目前，在我國城市雨洪利用與控制方面，思路多以“用而去其害”為主調，過分強調對雨水的截留/利用，而忽視了水文循環的基本規律；大氣（陸地）降雨75%在自然水文循環下是要經蒸騰、蒸發回歸大氣的，肆意截留雨水不僅造成大部分水量難以回歸大氣，而且剩余水量回歸大海都成了問題。如果大規模實操，其后果不僅是對水文循環的直接撕裂，更可怕的是還會出現“人工影響氣候”的可怕現象。
2.3.2水質改善
農業文明之時的地表、地下水質藉“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以及水體自凈功能使水回歸大海之前可恢復如初、潔凈無暇。其中，糞尿返田對保護水質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上所述，在藍色經濟原則指導下，水處理技術應立足于營養物、能源和水的生態流動與循環。可持續污水處理技術目前追求的正是這一“最高境界”。而事實上，這一最高境界實際上早已被我們的祖先實踐了幾千年。可見，高端的“境界”亦能被低端的做法所滿足，關鍵在于認識的高度和深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我國約占總人口一半、污染當量與城市旗鼓相當的廣大農村區域，目前還存在最后一次恢復和保留“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的機會。況且，與高大上的可持續技術相比，糞尿返田毫無技術難度可言。
糞尿返田生態而不衛生，所以，衛生部門過分擔心病原菌傳播的問題。其實，這只是糞尿返田習慣中存在的一個小小的瑕疵，與其巨大的生態效應和污水處理的經濟性來比簡直就是九牛一毛。傳統的“漚肥”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病原菌傳播問題。如果仍然擔心“笨”辦法解決不了全部問題，那也可以通過源分離為基礎的“生態衛生”排水方式加以解決。不然，將城市污水處理技術引入農村，再簡單、再便宜也是以“去除”為目的，其結果是將處理“干凈”后的水用作灌溉，而再行施加化肥。況且，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往往是白給的果子也嫌酸，閑置、棄用現象比比皆是。
遠離土地的城市，集中式既有排水以及污水處理顯然不宜推到重來，去建設農村那樣的“生態衛生”分散式收集/處理系統。因此，集中式污水處理的目標必須定位于營養物、能源和水的人工循環，即，追求可持續污水處理目標。視污水為資源與能源載體的觀念是可持續污水處理的基本原則，但是，過分強調從污水中回收“萬物”，在經濟上、生態上并非可取。例如，如果單一強調從污水中回收氮，技術上肯定不存在任何問題，只是因回收帶來的經濟成本遠比從大氣（70%N2）中合成氨要高的多，不如污水通過硝化/反硝化將氨氮（NH4+）轉化為氮氣（N2）而回歸大氣更為實惠。因此，在以可持續為中心的指導原則下，未來集中式污水處理技術的資源回收目標定為位于“碳中和”與“磷回收”最為迫切和實際。
從傳統意義上說，市政污水處理以COD、N、P作為三大去除目標。作為第一污染物的COD其實是一種潛在的綠色含能物質，1 kg COD約含14 MJ的代謝熱。因此，傳統污水處理技術不免被打上了“以能消能”的標簽。對污水處理廠來說，污水中的有機能源（COD）、水溫余熱/冷實際上就是實現污水處理碳中和（能源自己自足）運行能量之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以活性污泥法為主流的污水處理工藝中，只要能滿足污染物（COD、N、P）的回收/去除，則不必介意剩余污泥量的多寡，現行趨勢甚至需要的是“污泥增量”，而非“污泥減量”。污泥厭氧消化是極其傳統的污泥處置技術，只不過對木質纖維素、腐殖質等難降解有機物需要強化分解或屏蔽/抑制而已。此外，水源熱泵也是非常成熟的能源利用技術，只用不到1/5的處理水量便可滿足50%以上的污水處理廠運行的能量需求。在碳中和運行方面，國內外已存在一些成功或逼近目標的實踐范例。
與氮不同，磷是自然界難以再生的有限資源。自磷元素從磷礦中被開采后，磷通過“化肥?作物?人類/動物?河流?海洋”方式從陸地向海洋直線轉移。原本藉“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長期維持的人為磷循環幾乎被完全阻斷，絕大部分原本屬于回歸土地的磷最終全部流入難以回歸陸地的海洋。這使得全球磷礦儲量日益減少，以至于只夠維持人類不足100年的使用時間。沒有了磷便阻斷了食物的來源，人類則面臨“喝西北風”的風險。顯然，磷危機遠比水危機和能源危機來得更早、后果更可怕！因此，市政集中污水處理廠與動物糞尿處置在不能恢復原生態文明習慣的情況下，應特別強調從中回收磷，以最大程度上彌補現代文明給我們所帶來的生態缺陷。從污水或動物糞尿中回收磷的技術其實并不復雜，夠不上所謂高技術，只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缺乏推動這一舉措的管理措施和經濟補貼政策。在這方面，歐盟國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歐盟肥料管理提案》為磷回收制定了統一標準，使回收產物既有保障又有出路。瑞士則已立法，規定從2016年1月1日起，強制污水處理廠回收磷，并使之回歸土地。
其實，當污水中的有機能源（COD）以及氮、磷資源被回收后，污水隨之變得“干凈”許多，基本就是我們原來追求的“中水”水質。可見，在可持續理念下，中水不再是“主”產品而成為一種“副”產品。這種理念的倒置便造就了荷蘭有關未來污水處理廠的“NEWs”概念，即，污水處理廠今后將演變為營養物、能源與再生水三廠合一的工廠模式。
農業文明時期，無論地下水還是地表水均沒有什么污染，井水、河水取用后可直接使用、燒開即飲。而工業革命后人類的飲用水源逐漸受到污染而變得不能直飲。面對此等情形，人類雖發明了很多給水處理技術，但是，這些技術不免要消耗能量和資源，而且還會產生難以處置的化學污泥。傳統給水處理技術顯然與藍色經濟所強調的內涵存在很大偏差。這就需要研發清潔、無二次污染的給水處理新技術。在此方面，風力發電、（反滲透）海水淡化、鹽業化工三位一體的生態方式極具應用潛力，這實際是一種跨領域的污染物“零排放”技術，只要官智頓開便可立即實施。
實際上，以混凝、沉淀、過濾、澄清為主要流程的傳統地表給水處理工藝已很難滿足日趨污染的地表水凈化處理需求，以至于各種前端預處理以及后端高級處理技術不斷涌現。一方面這樣的補救措施拉長了水處理流程；另一方面，在能耗、材料方面的需求不斷加大；而且也解決不了化學污泥或產生其它副產品的問題。其實，效仿海水淡化膜處理技術，今后地表水處理可向“膜處理+高級氧化”這一模式邁進；膜處理可解決全部顆粒狀污染物，高級氧化則能去除溶解性微污染有機物的殘留問題。膜過濾后剩余的濃縮液只要其中沒有太多人為重金屬存在，直接返田灌溉農作物未嘗不可，因為其中大部分礦物質即來源于與其接觸的巖石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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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經濟運行模式
藍色經濟作為一種廣義上的循環經濟，強調經濟的可持續性，這一發展理念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思想萌芽。我國在上世紀末幸好搭上世紀末班車，從那時起就被政府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現實中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以及技術框架，我國并沒有因此從根本上改變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盡管藍色經濟的本質仍是“經濟”，但與環境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卻有著非常高的契合度，因為藍色經強調的是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對水行業而言，未來水技術變革思路與方向應以回歸原生態文明、順應自然規律和水文循環為基礎，所以，就技術層面來看，根本不存在任何實施難度，并不真正缺乏什么高技術。這對我國水技術變革來說，既簡單又復雜，簡單的是不需要太復雜的技術作為支撐，復雜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下嘗到甜頭的“發展”理念難以轉變，特別是那些剛開發或尚未開發的西部地區。因此，官智頓開后，發展新型水經濟運行模式便顯得特別重要。
對此，應采用多維監管框架。首先要捋順政府在環保管理體制上的弊端，變以往的“塊塊”管理為未來的“條條（垂直）”管理，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輕環保、重經濟的地方保護主義。其次，傳統經濟監管框架多以政府為主。然而，政府主導性越強，水務企業的積極性就越弱。傳統經濟監管形式的主要弊端在于過分弱化了市場的角色和作用，使企業過度依賴政府，失去了應有的主動性和競爭力。在此情形下，新型多維監管框架便顯得十分必要。多維監管框架強調弱化政府主導性、增加市場靈活性和企業主動性而實現有效監管，以規范水務企業的行為，有利于水行業內部的良性競爭和發展。
與此同時，基于多維監管框架下的PPP（公司合營）模式是近兩年從歐洲引進的一種新型、強調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合作伙伴關系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有助于讓政府從項目的提供者變為參與者和監督者，也有利于激發私企的參與熱情。眾所周知，我國基礎設施薄弱問題一直以來成為政府的詬病，特別是城市水系統基礎設施早就與城市快速發展不相適應。PPP模式具有多主體供給和負責任的特點，采用該模式在理想情況下可以開辟新的資金來源，發揮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可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和質量，提升基礎設施服務水平。因此，PPP模式也為未來城市水系統基礎設施升級、改造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此外，在各主體利益驅動下，簽訂自愿協議不失為一種較好的節能激勵方式。國外和國內試點實踐均表明，合理的激勵政策選擇和設計是環境自愿協議能否成功的關鍵。因此，這實際上仍然需要官智頓開，只有政府看清了環境與經濟的內在關系、宏觀上算清了“生態賬”，才樂于為企業實現節能減排目標而實施政策扶持、稅費減免、經濟補貼，誘導企業在不賠本的前提下自覺自愿加入節能減排計劃。
再次，應考慮引進全生命周期（LCA）分析方法。近幾年，LCA在建筑材料、線源及環境管理行業應用非常廣泛，在市政工程中固體廢棄物處理以及污水處理項目引入LCA的范例也比比皆是。這種方法強調通過對能源、原材料消耗及氣、液、固“三廢”排放審核和計算來量化評估某種產品、過程或者其活動產生的環境影響，其評價周期為“從搖籃到墳墓”，貫穿從原材料開采到產品壽終正寢予以處置的全部過程。同時，作為LCA的補充，環境影響評價和其它決策分析方法也應同時考慮，從而強化環境外部效應與收益的經濟評價。在國內，多數有著高額投入的水質改善項目（如，滇池治理）往往結果不盡人意，甚至錢投出去之后連個“響”聲都聽不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根本就沒有做前期環境影響分析，而一味盲目“埋頭治理”，以至于到頭來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沒有從根本上找到產生的原因和醫治的妙法。
最后，要通過新的經濟、金融與商業模式大力支持向藍色經濟方向過渡與轉型。政府應扶持水務企業發展藍色經濟，優先采購“藍色產品”、鼓勵引入“藍色科技”，引導投資和消費方向向藍色經濟理念轉變。同時，銀行和信貸機構應實行差別利率等優惠政策，為“藍色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幫助其解決融資難的問題，讓“藍色企業”帶動“藍色經濟”的發展。這樣一來，企業有了政府的優惠政策支持和利益保障，便會為更多可持續、生態技術與產品打開大門，一方面解決了令人長期頭疼的污染治理和排放不達標的問題，另一方面又保證了水務企業的既得利益，可謂一舉兩得。總之，借助新的商業模式和鼓勵政策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水行業固有的發展模式，推進水技術市場化，有利于水行業以多維度、立體化的方式向藍色經濟方向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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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會接納程度
宏觀上，無論是轉變水技術理念，還是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都離不開社會公眾對藍色經濟理念的認可與接納。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公眾環保意識和生態意識的教育、說服、支持與鼓勵力度，以調動全社會合理利用水資源的積極性。同時，通過改善既有水系統基礎設施、策劃環境文化項目等方式來提升居民幸福指數，豎立藍色經濟意識。
微觀上，提升社會對藍色經濟下生態發展的接納程度，具體表現在水技術難度與利益分配兩個層面。從技術角度而言，研發高大上的污水處理技術對社會公眾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是否采用高技術往往與百姓無關，他們只在乎用水品質以及水環境質量，并不關心采用何種技術。事實上，技術進步影響的一般都是水務企業，過于高大上的新技術往往帶來如圖2所示的高難技術與管理水平，這雖會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但管理與工資成本定會攀升。顯然，對企業而言，技術并非越高越好，只要能解決問題，當然是技術含量與管理程度越低的技術越受青睞。在此方面，我們祖先創造的“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實際正合胃口，只是顯得不上“檔次”，似乎不具技術含量。其實，只要撇棄技術人員的“失面子”與“丟飯碗“的作祟心理，一切都不成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藍色經濟需要的并非超前的技術，而是理念的回歸。只要有利可圖，企業定會樂于接受。
在利益分配上，政府角色至關重要。一方面水行業早已不能停留在公益事業的范疇；另一方面，社會公眾也幾乎都不愿意在無利可圖的事情上付出時間。因此，在市場經濟作用下，政府需要協調好各方利益，才會提升整個社會對藍色經濟發展的接納程度。其實，我國作為一個農業歷史大國，目前仍有著近一半農業人口，而農民利益其實才是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近二十年農民“拋棄”了我們延續幾千年之糞尿返田習慣的最直接原因莫過于化肥在短期內可為農民帶來可觀收益。這一短期效益背后不斷積累的生態問題往往農民一時還沒有覺悟去顧及，再加上衛生部門不斷強調的旱廁衛生問題，農民誤以為糞尿返田就是陋習，化肥種田才是“科學”之道。如果官智不開，任農民長此以往，農業生態問題后果將不堪設想。政府與其免費或資助農民去建所謂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倒不如將等量錢財用于鼓勵農民糞尿返田，或對化肥征稅。污水處理的結果是用“凈水”澆地，然后再施化肥。而糞尿返田是水、肥同施，生態效應顯然大于前者。因此，只有政府算清了這筆生態賬，方可能出臺正確的決策方案，以恢復和鼓勵糞尿返田的傳統農業習慣。對農民而言，只要有利可圖，再臟、再臭的“掏”大糞活計也還是會再有人去干。“沒有大糞臭，哪來五谷香”，一句諺語也道出了人們目前對綠色、有機食品厚愛的原生態文明之根基。
發展藍色經濟，建立可持續水、營養物與能源之循環模式的最終目的實際上還是為了保障人類永續發展，尋求一種物欲與資源間的平衡點。因此，提升社會公眾對藍色經濟的接納程度不僅能夠保障未來向藍色經濟轉變的順利推進，同時也能夠反饋給公眾更為積極和幸福的全新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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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生態環境嚴重遭受破壞的今天，如果人類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及時懸崖勒馬，采取必要的轉型與補救方式，變為現實的藍色經濟夢想并非十分遙遠。藍色經濟的實質其實為循環經濟，與未來環保產業發展趨勢關聯度極高。對水而言，城市與鄉村水系統是人類影響自然、干預生態的主要方面，需要在藍色經濟的框架下重新審視原生態文明下的樸素“技巧”與現代文明中的高技術。
“糞尿返田”之原生態文明習慣其實就是最為樸實的藍色經濟，或者說它是藍色經濟的基本要素與藍本。城市可持續污水處理技術所追求的目標實際與糞尿返田之實踐殊途同歸，但技術水平與管理程度遠遠高于后者。因此，面對我國還有約一半、污染當量與城市相當的農村人口，目前還有最后一次保留、恢復老祖宗留下來的糞尿返田習慣的機會，而非代之以所謂的農村污水處理技術。
順應自然、敬畏生態是發展藍色經濟的全部內涵。為此，我們應以遵循自然水文循環為前提，在水量上忌“巧取豪奪”、水質上要“完璧歸趙”。恢復和呵護自然水文循環，不再繼續違背和破壞才是今后水技術變革與發展的主要方向。人定勝天的思想要不得，先有水、后有人，人類必須無條件為水讓路，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藍色經濟的實現其實技術并非關鍵，關鍵是人的意識和思想觀念，特別是“官智”的作用。只要“官智”打開，便可制定出符合生態原則的政策/法規和經濟獎懲措施，才能調動水行業、乃至整個社會對發展藍色經濟的積極性和接納程度。事實上，藍色經濟下的水技術變革既不是對現有工藝的否定，也不提倡盲目求新，而是“強迫”人類不斷向大自然取經，讓人類自身發展再次與自然、生態融為一體。
(更詳細內容參見2017年《中國給水排水》第2期：藍色經濟下的水技術變革 作者：北京建筑大學 北京未來城市高精尖創新中心 中-荷未來污水處理技術研發中心郝曉地，李天宇，Mark van Loosdrecht, 江瀚，曹達啟）
來源： 郝曉地，等 中國水工業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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