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國給水排水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畢生致力于污水處理技術的教學與科研；他學識淹貫，編著的《排水工程（下冊）》、《環境工程手冊》等早已成為學科經典；他筆耕不輟，耄耋之年為學科發展再添巨著；他德才兼備，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陪伴他們成長為院士、大師、學術帶頭人。德高品馨、淡泊名利是他的風骨；求真務實、嚴謹治學是他的態度；成就名山，澤惠后學，讓我們一同走進張自杰先生的水墨人生……
我是一個飽經滄桑春秋的人，我幼年的一部分是在張家父子統治下的老中華民國度過的；屬于人生黃金時代的小學和中學年月，我屈辱地生活在敵偽統治下的“滿洲國”；但是，我卻又非常有幸，在我邁入青年時代門檻的20歲，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雖然沒有親身上戰場，但也經歷了那轟轟烈烈的三年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革命熱情高漲和革命形勢一日千里的年代。那是刻骨銘心難忘的歲月，是我經常為之沉思回憶的歲月。
我當時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小青年，和我左右同齡的千千萬萬青年，大多投身于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參軍、參戰、參加革命工作，那種火熱的革命熱潮，曾多次地感染我的靈魂和誘惑我的軀體。黨卻把我安排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這個當時的“世外桃源”，在相對安靜的天地里工作和學習，使我能夠系統完整地接受從大學預科到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蘇聯/俄羅斯式高等技術教育，前后近12年。
今天，在對那些往事的回憶中，我的情感不時地隨著對當時情節的回憶而產生變化，時而悔恨，時而傷感，時而又心潮澎湃，有時還“老淚盈目”。
考取哈工大，在預科學習的收獲與感受
我于1945年11月考取了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并于同年12月16日入學，經過2年半的學習，于1948年8月從預科畢業，9月進入本科土木建筑系學習，經過5年的學習，于1953年8月從哈工大土木建筑系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畢業，留校任教。
哈工大預科是專為中國人設立的，兩年制，第一學年為初級班，第二學年為高級班。哈工大預科的培養目標是使學生在預科畢業升入本科后，能夠比較順暢地聽俄國老師講授科學技術課和專業課，能夠記筆記、并進行討論、答疑以及做專題報告和進行答辯等。
我之所以能夠完成哈工大本科繁重的學業，并且在7年后進入前蘇聯一所名校研究生院的殿堂——列寧格勒建工學院，能夠比較熟練地閱讀俄文有關的科技文獻和書籍，用俄文書寫科學技術論文，哈工大預科這2年半的學習是“功不可沒”。對我，在這個期間也經歷了一件大事，這就是在1946年8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并任學生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
完成本科學習，踏上水業之路
我于1948年9月1日進入哈工大本科土木建筑系學習，專業是“鐵路建設”，當時哈工大還是由中長鐵路局管轄，執行的是前蘇聯高等學校鐵路建設專業的教育計劃。之前進入預科學習時大致有150~200人，而當年升入本科學習的中國學生約為20人，分在3個系，進入土木建筑系的中國學生為5人。
本科的5年間，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們的國家、哈工大都發生了一些大事并產生很大的變化。首先，1948年10月，東北全境解放，成立了東北人民政府。中長鐵路局將哈工大移交給我政府，由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管轄。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我黨中央決定將哈工大定為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的重點學校，并準備接待一批蘇聯教授來校工作。
至于我個人，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學習和工作方面也有新的變化。首先，哈工大由我政府接管，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總支委員會，我任書記的原學生支部并入總支委員會，我的支部職務卸任；其次，由于哈工大脫離了鐵路系統，我在學的“鐵路建設”專業經過調整，改為“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第三，為了給蘇聯專家來哈工大任教做準備，我本科三年級的時候，到校長辦公室兼職工作，擔任校領導與蘇聯專家之間的翻譯工作，屬半工半讀性質。
本科第一、二兩個學年是基礎課階段。中國學生進入本科學習，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聽課和記筆記。聽課的困難在于老師的口音和新接觸的大量名詞，經過一個階段的“磨合”，這一困難逐漸地得到緩解，進入第二學年，就不成為困難了，但在課后互對筆記的行為，還是必要的。
我于1950年9月進入本科第三學年學習，專業是“工業與民用建筑”。從1951年春季開始，聘請的蘇聯專家 (包括工民建專業的專家)陸續到校，我有幸聽到蘇聯專家的講課，其中有《結構力學》、《彈性力學》、《鋼結構》、《建筑物及其建筑結構》，獲益良多。
1953年8月，我和另外4位同學一道從哈工大土木工程系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畢業。系主任和我們談話，并向我們傳達學校領導的幾項決定。其一，我們5名畢業生全部留校任教；其二，學校決定擴大土木建筑系，準備新設“建筑學”、“給水排水工程”、“供熱與通風工程”三個專業，并申請聘請蘇聯專家來校任教，培養師資和協助建立專業。其三，我們要考慮改行，隨同新聘請的專家學習，改行分工由我們自已選定。就這樣，我1人分工學習“給水排水工程”，確定了我今后工作專業的大方向。
師從蘇聯專家，首次站上講壇
1953年12月，蘇聯給水排水工程專家А.М莫爾加索夫 (А.М.Мордясов)來到哈工大協助建立“給水排水工程專業”，他來自莫斯科建筑工程學院(現在的莫斯科建筑大學)。他首先要求我們按給水排水工程的組成單元進行分工，經過分工我擔任了“污水處理”這一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說實話，當時我對“污水處理”這個學科的了解極為膚淺，我選定這個學科思想狀態，在某種程度上和我選定給水排水工程專業時相似，就是撿人家選剩的，事后同志們都稱贊我的黨性強。這次，我的家人知道我選定“污水處理”這個學科后，都沒有發表議論，只是一位老人說大學還搞“臭”水處理？我當時不知如何回答好，只說：這項工作也得有人做啊。以后在我家中就很少再談論這個問題了。
從1953年12月末開始，我就隨同莫爾加索夫專家學習“污水處理”，使用的教材是蘇聯最新版大學教本《Канализация》(排水工程)。方式是我閱讀、提問題，專家答疑。重點內容由專家上課講解，一般用俄文，需要時則由我進行翻譯。
根據當時的教育計劃，經過和莫爾加索夫專家協商的結果，《城市排水管網》的講課和課程設計的輔導工作要由我來承擔，我接受下來，但是心虛、沒有底，我需要從頭學起，邊學邊教，在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講課的效果還是可以的。1954年9月1日新學期開始，我開始承擔給水排水專業4年級《污水處理》課的講課和課程設計的輔導任務。經過暑期在上海污水處理廠的運行管理實習，增加了我對污水處理技術的感性認識，對講好這門課增強了信心。
好事多磨，奔赴異國他鄉
進入1955年新學期，莫爾加索夫專家給我安排了一項學習任務，這就是以哈爾濱市區規劃圖和地形圖為基礎，做一個完整的城市排水管網系統和污水處理廠的工程設計，作為我的畢業設計。按蘇聯高教體系，就是要我取得給水排水工程師的稱號。
接受任務后，我按部就班地進行畢業設計的工作，每周在規定時間到專家那里匯報進展情況和進行答疑。突然有一天，學校黨委組織部通知我說：我的政治審查已經結束，要我準備考試，考試合格即到北京俄語學院報到，準備在8月內去蘇聯學習。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了1天。然而，很快高鐵副校長找我談話，說莫爾加索夫專家不同意我今年去蘇聯學習，要我把畢業設計做完，取得給水排水工程師資格后，明年再去蘇聯學習，還告誡我不能對專家有任何意見。我只說了一句“沒問題，就再等一年唄”，就默默地回家，繼續埋頭搞好“畢業設計”。
8月末這事又有了新情況，教育部要求哈工大原定于1956年去蘇聯學習的人員一律提前于1955年秋出國，但必須通過身體檢查和出國考試。這次專家也同意了，我廢寢忘食地準備出國考試，甚至達到了“頭懸梁、錐刺股”的程度，結果取得了較好的考試成績。就這樣，我將奔赴異國他鄉的蘇聯，開始我憧憬已久的研究生學習生活。
我是于1955年10月16日隨團從北京乘坐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出發去莫斯科的，列車從滿洲里開行后，我就一直站在車窗前，凝視窗外我曾經熟悉的建筑、景物，心潮澎湃，不禁回憶起我童年在滿洲里車站打工時的那些屈辱歲月，那時我曾多次地看到從滿洲里車站開往西行，去蘇聯的蘇聯列車，凝視列車的尾部和蒸汽機車冒出的煙塵，在夢想我什么時候也能夠乘上這列蘇聯火車去往蘇聯（當時滿洲里群眾稱蘇聯為“窮黨”），去往歐洲。我進入哈工大學習后，這種愿望更加強烈，今天這個夢想和愿望實現了，心緒萬千，自識這些年來我的每一步的成長，都是黨在哈工大這塊沃土上對我的培育，對黨的感激心懷和對哈工大的情結由然而生。
進入列寧格勒建工學院，開始研究生學習
到達列寧格勒的當天，列寧格勒建筑工程學院主管研究生的副校長Н.Ф. 費奧德洛夫就接見了我們。隨后，我們又和導師見了面，我的導師是 С.М. 什弗林 (Шифрин)教授。導師對我的情況又作了了解，并向我介紹了一位師兄和一位師姐，師姐和我是同期的。導師為我制定了研究生的學習計劃，按3年到3年半考慮。按照這份學習計劃，我從1955年11月開始我的研究生學習生活，到1959年5月論文答辯，共歷時3年零7個月。
深入考察若干具有特色的城市污水處理廠，這一活動是導師根據我的實際情況安排的，選定的城市污水處理廠，都具有其獨特的地方，如：都拉城市污水處理場建有規模較大的普通生物濾池，當時蘇聯“排水工程”教材內對普通生物濾池就是以該設備為例進行闡述的。又如卡魯克城市污水處理場，其初次沉淀池和二次沉淀池采用的都是平流式沉淀池，運行正常，效果良好。我們學習考察的重點是莫斯科庫里揚諾夫斯基污水處理廠，該廠當時日處理污水量為300萬m3/d，為蘇聯最大歐洲第二，在該廠的考察，令我們大開眼界，收獲頗豐。
在莫斯科期間，我們訪問了當時蘇聯兩所具有權威性的國家級的污水處理技術的科學研究單位，其一是“全蘇給水排水及水文地質工程科學研究院”(俄文簡稱為：ВНИИ ВОДГЕО) ，其二為“市政工程科學研究院”(俄文簡稱為АКХ)。在這里工作的技術人員大都是當時蘇聯一流的水處理專家，其中包括當時蘇聯科學院唯一的給水排水工程領域的正式院士С.В. 雅克夫列夫。
我有幸參觀了這兩所研究院的污水處理實驗室，并和主持實驗工作的負責專家進行了咨詢性的交談。這兩所研究院的實驗室，都在進行污水的活性污泥法生物處理實驗。和我交談的是該實驗的主持人，他十分肯定污水的生物處理技術，認為對城市污水來說、采用生物處理是最經濟、有效的技術。這次談話對我這個污水處理技術領域的新兵，有很大的啟發，我初步認定了我今后努力奮斗的方向應當是城市污水處理，深入研究的技術則是生物處理。
在斯科期間，我遭遇了一次使我處于無地自容的尷尬境地。一天，我和在莫斯科學習的一位同學，一起到賓館去看望曾在哈爾濱擔任市長并已提升為部長的同志，他的女兒在基輔學習。我們到達那里時，已有多位女留學生在他那里熱烈交談。出于對下一代的關心，部長向在座的留學生逐個地詢問所學專業，女孩子們回答得都很爽快、自豪。最后問到我，我吞吞吐吐地說出了我的專業，當時就引起姑娘們帶有輕蔑地笑聲和議論，當時我非常尷尬，覺得無地自容。還是部長給我解了圍、圓了場，他說，你們不能小看這個專業，污水處理在工業發達國家是很受重視的，這個專業對我國也是非常需要的。我本來應當理直氣壯地緊跟部長的話，說出我所學專業的意義，但是沒有出口。此后我每逢想起這段經歷都很后悔，為什么當時不說呢？當那么多姑娘的面下不來臺，追悔莫及。
這是我在莫斯科的一段小插曲，但也說明當時我對“污水處理”專業的態度。當時，雖然我踏入這一領域的門檻已經有3年了，但是對自已選定的這個專業，仍然是有些心虛和無可奈何的心情。
1956年8月末，我和師姐從莫斯科回到列寧格勒即忙于書寫污水處理廠的考察報告，由我先執筆再經師姐修改、潤色定稿。抄清后交導師審查。
我下一階段的研究生學習是實驗室試驗，我向導師提出搞污水的生物處理技術，導師說教研室的資源條件不夠，試驗困難太多，我的學習時間太短，難以完成。導師提出的是一項對豎流式沉淀池強化的方案，通過自然預曝氣的技術措施和改進污水在豎流式沉淀池內的流向，以提高沉淀池的凈化功能和效果，我的科研方向就這樣定下來了。從1956年10月~1957年4月，我完成了實驗室試驗，1957年7月中旬開始，在某肉聯廠進行了生產性試驗，到1958年10月前告一段落。
學位論文的準備和答辯
從1957年10月開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學位論文的寫作了。我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初稿，交由俄文教研室的一位女老師審查文法并對文字進行潤色，然后交給導師審查，導師修正和調整后又返回給我，我又重新抄清一次就作為定稿，交給打字師傅。
論文中除文字外，還有大量的圖表要準備、粘貼，由我先將要用的圖表選好，請導師審核，導師確定后即找人繪制。圖表繪制好以后，需要復制，當時還未出現復印設備，一般采用照相的方式復制。往論文上粘貼圖表，工作量不小，由我自己動手。1959年新年剛過，我和教研室的阿斯先生一道從論文裝訂處取回磚一樣厚的論文，當時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主要是高興。
根據前蘇聯國家學位委員會的規定，副博士學位答辯要有3個月的準備時間，我的論文的兩位評審人，一位是技術科學博士、列寧格勒給水排水設計總院總工程師、Г. Г. 什坷林教授；另一位是技術科學博士，列寧格勒建筑工程學院副院長Н.Ф. 菲奧德洛夫教授。評審人必須有博士學位，必須是國家有權威性的專家，評審人的評審意見要在答辯會上宣讀。
經學院學術委員會研究確定，我的學位論文答辯日期定在1959年5月27日上午9時于列寧格勒建筑工程學院“列寧廳”舉行。
學位論文答辯報告在我一生中究竟是一件大事，精神緊張是必然的，但是我站在講壇上，看到我的師兄、師姐、俄語教研室的老師都在向我示意鼓勁，我緊張的情緒就平靜下來了，在心地坦然的情緒條件下，在規定時間內做完我的報告。我注意到俄語教研室那位老師臉上的表情，是比較滿意的表情，認為我講的還是可以的。我對我自已在答辯會上的表現是比較滿意的。
學成歸國，為污水處理事業奮斗
當我完成學業準備回國和辭行的一段時間內，我的心情就處在不平靜的狀態，是熱盼和留戀交織在一起的復雜心態，國內蓬蓬勃勃的“大躍進”形勢鼓舞吸引著我，我熱烈地期待著投身于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去。此外，當時我還有一種情感，我在俄羅斯人的群體中間學習生活了三年多，在生活的一些方面融入了俄羅斯的情結，這次離開，在情感上未免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留戀情懷。我在莫斯科登上了莫斯科─北京的國際列車，在列車奔向我的祖國的幾天旅途中，我的思想逐漸地平靜下來，留戀的情感逐漸地淡化下來，更多地去想回國后的工作了。
在列寧格勒的3年學習，“污水處理”在我頭腦中牢牢扎根、不可動搖，同時我認為，城市污水屬于中低濃度的有機污水，采用的主體處理技術應是生物處理技術，蘇聯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一些城市所執行的就是這樣的技術路線，效果良好，我想中國執行的也應該是這一條路線。我決定回國后以污水的生物處理技術作為我專攻的技術方向。
我在1959年10月中旬回到哈爾濱，當時哈工大土木建筑工程系已經成為獨立學院，掛牌為“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我就直接到學院報到。回到學院后不久，就感到政治氣氛有些緊張，有人囑咐我“你剛回國不了解情況，要少說話，把你份內的工作做好，”又告誡我說：“現在是‘一竿子插到底’，黨領導一切。和你無關的事不要過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想把我承擔的《污水處理》課講好，課程設計輔導好，思想和行為未免有些謹小慎微。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切活動都停止了，教學活動也停了下來。我成為“學術權威”、“牛鬼蛇神”，被打入“另冊”，成為邊緣化的人物。直到1972年，選拔的工農兵學員入學學習，高等院校出現了一線生機。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恢復了停止10年之久的本科教學。我在1978年52歲時被提為副教授，1985年59歲時提為教授，1995年69歲時離休。
后記：
我對自己的評定：我是在黨的關懷下，在哈工大和列寧格勒建工學院塊平臺上培養、成長起來的工程技術人員、教師。對“污水處理”專業的認識和所持態度的變化，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無可奈何—羞于出口─熱愛堅定。當初接受時是“無可奈何”的態度，我是共產黨員，沒人干我就得干；經過一段學習和專業的實踐活動，對專業有了一定認識后，仍然在人們面前，特別是在姑娘面前“羞于出口”，在思想上覺得污水處理專業是低級專業；經過深入學習在回國時是“熱愛堅定”，對污水處理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重要關系有深刻的認識。
回國以后我逐漸意識到，我為自己擬定的科研方向是不容易實現的，水污染防治與污水處理問題，在當時確實也提上日程了，但并不認同采用生物處理技術，認為其成本高，而且將污水中所含的有用物質都破壞了，不能予以利用了，我的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反對，在校內、校外我都是孤立的。但在這種形勢下，我沒有改變我的打算，在我回國20個春秋以后的70年代末期，我終于有了可能提出我擬定的生物處理方案。所以說，我在推行污水生物處理這一方案過程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曾遇到坎坷和阻力，但我堅定執著地認為這一方案是正確的，事實會予以證實。
本文刊登于《給水排水動態》雜志2012年第4期。
來源： 張自杰 給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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